《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译序(全文)

中文版序言

翻译:邹韵、薛梅

本书《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副标题为“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域下”。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本书被译介到中国看似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地区,与马克思主义并非主流的地区,这两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体制派,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意味着反体制派。关于前苏联的各种问题,各个国家都有目共睹,因此对于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不是“由于苏联的存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是“无论苏联存在与否”,都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群人。而当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亦是如此。在这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下,拙著也许会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其中之一,然而我作为本书作者对此不由得感到为难。

除此之外,当下中国的情况,与曾经的苏联相比更为复杂。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和政治逐渐分离,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经济上则引入了市场经济。本书旨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因此相较于过去的中国社会,本书的主题也许更契合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

我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并非“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对性视而不见 sex blind”(哈特曼/ Hartmann)的一群女权主义者,而他们论述的主题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或不可缺的。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劳动,是因为这种行为可以转移给他人。而这些劳动之所以称为无偿劳动,是因为在较长的时间里,它一直被看作是私人领域之中的“无形劳动“,是任何女性都可以从事的免费劳动。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社会不得不召集男女双方成为劳动力。当下,在处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众多社会之中,女性的劳动力化必不可缺。然而,这些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共通的,也就是为了使女性成为劳动力,就不得不减轻女性在家庭所肩负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我们将之称为“再生产费用的分配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各国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对策。这些对策又大体分为两种,公共化选项和市场化选项。所谓公共化选项,例如北欧等国,公共部门将育儿、养老看护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这导致了公共部门尾大不掉,并出现了人力调配问题。为了维持这种服务反而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市场化选项是指,再生产劳动的转移问题虽然依托于私人领域,但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廉价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贫富差距较大的阶级社会和移民社会。最典型的便是美国、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国家,亚洲地区则是新加坡和香港。另外一种再生产劳动的转移,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型解决方式”。也就是,由亲属,特别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的一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无法解决养老看护问题)。

曾经的中国更接近于北欧等国所采取的公共化方式。原则上,共产中国之下,并不存在劳动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失业”,所有的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各个企业。(正如“公司”一词的字面含义,企业曾经意味着公营企业)所有孩子都会被送到日托(当天的托儿服务)或周托(每周回家一次的托儿服务)等企业附属的托儿所。而日本女性所苦恼的“兼顾劳动和家庭”的问题并不存在。不仅如此,在全体总动员的体制下,对中国女性而言,她们没有“不工作”这一选项,而被送到企业附属托儿所的孩子更像是“人质”。然而中国所提出的 “妇女能顶半边天”,它真的意味着男女平等吗?实际上,育儿的公共化并不是 “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并且,由于它只是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因此男性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与自己相关的事。尽管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丰厚充足的公共服务,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男女平等形势并不乐观。这是因为家务、育儿问题仅仅被看作是“女人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北欧诸国女性为谋求男女平等,纷纷致力于再生产劳动公共化的政策实施。加之,在劳动及承担家务的平等问题上,男女双方共同作出了努力,这才终于实现了如今的男女平等。

上述的各种选项,日本都无法实现。这是因为,日本无力实现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同时,日本的大众社会特点即是“全民中产阶级”,这使其无法选择市场化这一选项,并且“亚洲型解决方式”在日本也愈加艰难。这就导致,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为艰辛的。同时,不少处于分娩育儿期的女性选择了辞职,这就导致了就业曲线呈现出M字型,而这种育儿期中断工作的选择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

正如日本一样的,将再生产劳动私人化、采取男性在公共领域、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分工方式,我们将这种传统方式称为男主外模式(男性稼ぎ主モデル)。除了日本,像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以及亚洲地区的韩国也采取了该种模式。而其余的欧美国家在七十年代之前也一直维持着男主外的保守型社会模式。然而,这些国家之后受全球化的影响,它们为动员女性加入劳动市场才纷纷开始了改革。而那些依旧维持着传统模式的国家则都在经历着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传统模式下,职业女性的分娩、育儿一直都伴随着类似于惩罚的某些社会性不利条件。最后,在一些家庭中,再生产劳动作为一种个人之事,的确存在着男女双方完全平等分担家务、育儿的选择,但它是一种经常被女权主义者理想化的平等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由于无法获得机会成本较高的男性一方的同意,因而近乎不可能实现。

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也由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选项调头转向了市场化选项。随着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形成,出现了失业人员这一群体。职业选择虽然更加自由,但女性的就业却愈发艰难。因为企业纷纷开始避讳招收女性劳动者,而偏好男性劳动者。对企业而言,女性的再生产能力只不过是徒增成本而已。在这一过程中,就出现了女性成为专职主妇的全新选择(又称为“妇女回家”)。日本女性正想要脱离“专职主妇”的时候,中国女性却想成为“专职主妇”,我对此百感交集。“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的研究表明:在日本,大部分高学历女性倾向于做家庭主妇,而不去工作。由于高学历女性选择的配偶,通常是学历与自己相同甚至高于自己的男性。因此她们因婚姻而实现了阶层的上升,她们的丈夫普遍而言收入较高。该法则指出,丈夫的收入与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呈反比。因此,“专职主妇”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前,中国社会也在朝着这一趋势发展。

无论是日本,还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的中国,都变成了贫富差距较大的格差社会。也有社会学家将其称为“新·阶级社会”。将再生产劳动市场化的社会中,存在着提供廉价家务劳动的移民劳动者。日本修订了出入境管理法,从今年春天(2019年4月)起,开始引进从事家务服务以及养老看护劳动等非熟练劳动力。而且,随着专职女性的增加,还出现了连“道格拉斯-有泽法则”都无法解释的夫妻高薪高阶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中国有大量农村劳动者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的待遇与移民劳动者并无差异。而高学历夫妻能更容易将再生产劳动,尤其是养老看护的工作委托于他们。实际上,我在北京见过一位农村出身的年轻女性,她为了照顾一对年迈的夫妻而寄住在他们家里。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里看护照料陌生老人,并以此作为谋生的职业。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可能并存着公共化选项、市场化选项以及亚洲型解决方式。并且随着各自所处世代和时代、阶级以及地区的不同而又衍生出更加多样化的组合选择。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之中。日本也在逐渐变化,而中国的变化更为显著。即便解决了育儿问题,养老看护问题仍亟待解决。日本对养老看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养老看护保险法。面对即将到来的超老龄社会,中国又会如何解决呢?我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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